復育之路，我們一起走：從自然解方到健康流域的台灣河川治理新課題

講者/簡報：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部流域環境中心楊佳寧主任 紀錄整理：劉長青（台灣河溪網協會研究員）

當河狸成為老師：自然其實懂得如何與河流共作

在《第二屆台灣河川復育論壇》專題演講中，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部流域環境中心 楊佳寧主任以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作為開場：8 隻河狸，只用了 2 個晚上，便完成了一項人類延宕 7 年的保育建壩工程。牠們選址精準，不僅能調節洪水，也能營造棲地。這個案例直接點出了整場演講的核心命題：當我們談河川治理時，是否能重新向自然學習？

這正是近年國際上不斷強調的「自然解方」（Nature-based Solutions, 下文稱NbS）。依照歐盟 2024 年的定義，自然解方是師法自然、善用自然的行動，並能同時帶來環境、社會與經濟效益，幫助人類社會建立韌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自然解方不是綠化或景觀美化，而是必須真正提升生物多樣性，並帶來多重生態系服務，並讓水、砂、生物、土地與人重新建立健康關係。

自然解方不是單一工程，而是一套治理典範

佳寧主任進一步指出，NbS 的精神不限於單一專案，而是牽涉整個治理體制的轉變。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提出的 NbS 準則，包括處理社會挑戰、在對的尺度上跨域整合、生物多樣性淨增長、經濟可行、充分參與與培力、維持公義、循證調適管理，以及永續與主流化等面向。這些準則提醒我們：真正的自然解方，不能只停留在工程設計圖上，而必須從提案、藍圖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維護管理到推廣，形成一條完整的治理鏈。

一個好的復育案例固然重要，但如果沒有制度、法規、預算、監測、跨域對話與滾動檢討的支撐，這樣的案例就難以複製，也難以真正成為新的治理常態。河川復育若要從個案走向主流，必須同時推動現場實作與制度調整。

從「治理完成」到「河流健康」：基西米河的提醒

演講中特別提到美國佛羅里達州基西米河的經驗。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，當地推動 C-38 運河計畫，將原本蜿蜒的河流截彎取直，形成長 90 公里、深 10 公尺的渠道。這項工程原本是為了治理洪水與改善水資源管理，但後來卻造成鳥類減少超過九成、濕地乾涸、漁業崩壞等嚴重後果。此後，美國開始政策轉向，從 1976 年的基西米河復育法，到 1990 年代的基線調查，再到 1999 至 2022 年大規模復育，最終投入約 8 億美元，回填 35 公里運河，並重建 44 公里蜿蜒河道。

這個案例的意義，不是要回頭責怪當年的決策者，而是提醒我們：有些工程在當時可能被視為進步，但隨著知識、價值與環境條件改變，我們必須有能力修正治理方法。佳寧主任特別提醒，找到真正原因不等於咎責。多數時候，咎責不一定能幫助河流變好，反而可能讓願意負責的人變少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我們能不能根據新的證據，調整水資源使用、河道治理與土地管理的方式。

台灣的第一道課題：流域治理需要跨機關整合

回到台灣，河川復育面臨的第一個課題，是跨機關整合。台灣的流域不是由單一機關完整管理，從山坡地治理、野溪、國有林、道路排水、農田取排水、市區排水、中央管河川、縣市管區排、水庫、海岸防護到放流水水質，分別涉及水利署、農村水保署、林業保育署、農田水利署、國土署、環境部、地方政府等不同權責單位。當水太多、砂太多、水太少、砂太少等問題同時出現時，就不可能再用單一工程、依賴單一部門來解決。

佳寧主任用很清楚的例子說明：如果上游加速排水，下游就更容易淹水；如果希望上游的砂不要往下游移動，最下游的海岸就可能因砂源不足而流失。這正是自然解方所提醒的核心：順應自然才是最好的防災，而順應自然的前提，是在正確尺度上理解水、砂與地景的連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24 年 11 月行政院成立「水及流域永續推動小組」，由鄭副院長擔任召集人，政務委員擔任副召集人，並納入 14 個部會首長，幕僚作業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。這代表台灣開始有較正式的平台來統整流域事務。然而，平台成立只是開始，真正困難的是：整合的共同目標是什麼？不同機關的 KPI 又該如何協調？

1.健康流域：讓生態系服務成為共同語言

面對跨機關治理的困難，佳寧主任提出「健康流域」作為可能的共同目標。所謂健康流域，是指在生態、生產、生活與防災方面均具備良好功能，並能兼顧人類與生物福祉的流域。這個定義非常重要，因為它讓河川治理不再只追問「完成多少工程」，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這條河、這個流域，是否真的變得比較健康？

過去傳統治理指標多半看「產出」，例如預算達成率、治理率、河道疏濬量、堤防護岸改善長度、水域環境營造數量等。這些指標並非沒有意義，但它們不一定能反映河川是否恢復生命力。相較之下，健康流域指標更關心「成效」，也就是水文循環、土砂運移、水質改善、地景結構、健康河相、健康生物相、親自然活動、文化傳承、微氣候調節、水砂災害調節等面向是否改善。

換句話說，生態系服務可以成為跨機關循證治理的共同語言。當不同部門不再只用自己的工程績效說話，而是共同回到流域是否更健康，就比較有機會看見彼此行動之間的連動關係。例如，防災不只談堤防高度，還包含濕地滯洪、河川連結性、土砂平衡等；親水活動不侷限於步道設施，也與社區是否願意親近河川、守護河川有關。

2.從國際指標到台灣現場：健康不是抽象概念

佳寧主任也介紹了國際間與健康流域相關的指標系統，包括美國健康流域初步評估、澳洲河流濕地健康評估框架、歐盟自然解方影響評估框架，以及日本里山里海韌性指標。這些工具雖然來自不同國家與脈絡，但共同點是：它們都試圖把「健康」這件事具體化，讓流域治理能被觀察、比較與追蹤。

其中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，是「自然互動程度」指標。佳寧主任指出，可以篩選鄰近河溪 500 公尺內的社區，透過村里長問卷調查，了解居民與河溪互動的深度。使用溪旁設施、開車經過，可能只是最低程度的接觸；騎自行車、聊天、野餐、散步、賞鳥、玩水、觀察溪流生物，則代表更深入的自然互動。這背後的意義是：與河溪互動越深入，越容易產生美好經驗，也越可能形成護溪意願。

這讓河川復育不再是專家與工程單位的事，也成為社區、學校、地方居民與公民團體共同參與的過程。一條河是否健康，除了水質數據或工程完成度，也看人是否重新與河流建立關係。

第二道課題：沒有容錯空間，就很難長出真正的自然解方

除了跨機關整合，台灣河川復育的第二個課題，是跨領域整合與制度容錯。佳寧主任指出，真正的 NbS 案例常常很難在現有體制中出現，因為台灣河川生態沒有單一主管機關，生態保育權責又分散在不同單位；同時，若現場做法違反既有規範，即使方向正確，也可能面臨被課責的風險。

因此，台灣若要推動流域治理朝向自然解方，不能只期待個別工程師或顧問公司冒險創新，而需要建立「鬆綁與容錯的沙盒實驗」。在佳寧主任的架構中，理想的路徑應該包含上位藍圖規劃、案例規劃設計、案例實施、自然解方驗證，以及最終的體制化。也就是說，案例不是終點，而是規範修訂與制度轉型的起點。

1. 從案例到規範：復育不能只靠少數人的勇敢

佳寧主任在簡報中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路徑：「案例、規範、修法」。這其實點出了台灣河川復育目前最關鍵的矛盾：如果沒有案例，就很難證明新的做法可行；但如果現有規範不允許新的做法，真正的案例又很難出現。於是，創新就會卡在制度之前。

這也是自然解方在現場推動時最困難的地方。它不是單純把某一種新工法放進工程裡，而是要改變「什麼算是安全」、「什麼算是有效」、「什麼算是完成」的判斷方式。例如，過去河川治理可能習慣用護岸長度、治理率、疏濬量作為成果；但如果要走向 NbS，就必須開始思考河相是否恢復、生物是否回來、河川是否有足夠的空間調節洪水、地方居民是否能重新與河流建立關係。

然而，這些新的價值不會自動進入制度，它需要先有現場案例，透過案例累積經驗，再逐步形成施工規範、驗收機制、維護管理方式，最後才可能推動法規與技術規範修訂。好的復育案例不只是「做完一個工程」，而是在替未來的制度開路。

這一點也呼應了「台灣河川希望工程獎」及「台灣河川復育論壇」的意義。得獎團隊之所以重要，不只是因為他們完成了某個漂亮的工程，而是因為他們在既有制度限制中，示範了另一種可能。這些案例如果能被持續整理、監測、驗證與擴散，就有機會從個別嘗試變成公共制度的一部分。

2. 需要沙盒實驗，也需要典範轉移

佳寧主任特別提到「沙盒實驗」，這個概念放在河川復育裡，非常有啟發性。因為自然解方常常需要現場調整，需要依照河川的水文、土砂、生物、地形條件做出判斷，不一定能完全套用既有標準圖說。如果每一次現場調整都被視為風險，每一次不同於傳統規範的做法都可能被課責，那麼真正的創新就很難發生。

因此，沙盒不是放任不管，而是有條件地允許嘗試。它需要明確的目標、監測方法、風險控管、專業審查與滾動檢討。也就是說，制度要給現場一點空間，讓工程師、顧問公司、生態專家、地方團體與主管機關可以在可控風險下測試新的做法，並從中學習。

但沙盒只是過渡階段，真正的目標仍是典範轉移。佳寧主任在簡報中指出，典範轉移需要大量跨域對話、技術規範成熟、預算分配調整、學界與 NGO 力挺、立法者推波助瀾、產業改變，以及民眾認知改變。這些條件不可能只靠單一工程案完成，而需要整個社會逐步累積共識。

換言之，台灣河川復育接下來要走的路，不只是「多做幾個近自然工法案例」，而是讓自然解方逐漸進入主流治理邏輯。當行政機關願意把河川健康納入決策，當顧問公司有能力提出順應河相的設計，當民眾理解河川不只是排水道，當制度願意為新的做法留下學習空間，真正的自然解方才可能長出來。

第三道課題：復育需要深厚的技術土壤

演講最後，佳寧主任談到第三個重要課題：技術土壤尚待培育。河川復育不是把水泥拿掉、把石頭放回去、種一些植物就完成了。真正的近自然工法，需要環境地質學、植生水理學、水文地質學、流域生地化學、棲地生態學、生態水文學、地景生態學、河相學等基礎學科支撐，也需要應用型研究、實驗案例、推廣實作與技術規範之間形成循環。

1. 從砂箱實驗到水理水文：復育需要看得見也算得出來

佳寧主任用近自然固床工砂箱實驗，具體說明了技術細節的重要性。看似只是石頭的排列，其實牽涉受力、孔隙、接觸面與翻覆風險。當石頭過於扁平、接觸面不足，受力後就容易轉動；若透過孔隙填石，填滿原本可能移動的空間，承受推力便可以大幅提升。這個砂箱實驗讓我們了解，近自然工法並不是把石頭堆得「看起來自然」就好，而是要理解水流如何施力、材料如何穩定、孔隙如何同時兼顧安全與棲地功能，這些也都需要更細緻的現場判斷與技術累積。

簡報中也提到溪流的曼寧 n 值，曼寧 n 值代表水流阻力，不同河道型態、石塊、植被、深潭、淺灘，都會影響水流速度。混凝土護岸的 n 值較低，代表水流阻力小、流速容易變快；天然溪流因為有礫石、卵石、植被、蜿蜒河道與多樣斷面，水流阻力較高，流速與能量分布也不同。這意味著，如果我們只用過度簡化的水理假設，就可能低估自然河道的複雜性，也可能設計出不符合河流真實狀態的工程。

水文也是如此，佳寧主任提醒，復育與治理需要掌握的不只是防洪標準下的大流量，也包括造床流量、旱期日流量、平均日流量與常流量。過去常用的合理化公式、單位歷線法、逕流曲線法等方法，若不考慮森林涵養水量與部分飽和的真實狀況，可能會高估小洪水流量，也較難模擬平常溪流真正維持生態功能運行所需的常流量。

這些細節看似專業，卻直接關係到河川復育能否成功。因為復育不是只處理洪水來的那一刻，也要處理平時水如何流、砂如何移動、生物如何棲息、植物如何生長。若缺乏這些水理與水文的理解，河川復育就容易只停留在景觀層次，無法真正恢復河流功能。

2. 技術土壤需要產官學研一起培育

因此，佳寧主任最後強調，顧問公司、學界、政府與民間團體，其實在每一個階段都可以參與。從基礎學科研究，到應用型研究；從實驗案例，到推廣實作；從現場經驗，到技術規範編修，都需要產官學研之間形成合作循環。

學界可以協助釐清河相、水文、生態與地景的基本原理；顧問公司可以把這些知識轉化為設計、施工與監測方法；政府可以提供實驗場域、預算與制度支持；民間團體與地方社群則能補足長期觀察、公共溝通與在地經驗。當這些力量連結起來，台灣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近自然工法及自然解方知識系統。

河川復育若要成為台灣河川治理的新典範，就不能只靠理念推動，也不能只靠少數成功案例撐場。它需要被測試、被驗證、被修正，也需要逐步進入教育訓練、工程規範、驗收制度與維護管理。換句話說，復育之路的下一步，不只是讓河流變自然，也要讓我們的技術、制度與治理文化，都變得更能理解自然。

復育之路不是單一技術問題，而是治理思維轉向的邀請

整場專題演講最重要的提醒，在於佳寧主任並沒有把河川復育描述成單一技術答案，而是一條需要制度、專業與社會共同學習的路。從自然解方到健康流域，從跨機關整合到制度容錯，再到近自然工法的技術土壤培育，佳寧主任不斷提醒我們：河流不是被單一部門管理的設施，而是一個同時承載水文、土砂、生物、產業、文化與生活的生命系統。

因此，「復育之路，我們一起走」是一個對台灣水治理的邀請，邀請不同機關用「流域健康」作為共同語言，重新協調各自的目標與 KPI；也邀請制度為創新留下沙盒實驗空間，讓好的案例能被監測、驗證，進一步成為規範與修法的基礎；更邀請工程、學術、顧問公司、民間團體與地方社群一起培養技術土壤，讓自然解方不只是理念，而能成為可被信任、可被驗收、也可被推廣的專業實踐。

當我們不再只問「工程完成了嗎」，而是開始問「流域是否更健康」、「水砂關係是否更平衡」、「原生生物是否有機會回來」、「地方居民是否願意重新親近與守護河流」，台灣的河川復育才真正走向下一個階段。復育之路不是把河流帶回某個想像中的過去，而是讓治理方式、技術系統與社會關係一起轉向，學會在安全、防災、生活與生態之間，重新找到與河流共處的位置。